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面对越来越热的农行股改报道，市面上各种消息不绝于耳，然而，农行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其艰难程度是全方位、多方面的。
似乎是回应各种对农行股改的猜测，当然更重要的意义是探索农行改革的可行之路，3月21日，在刚刚结束的“2007中国农村金融论坛——农业银行面向‘三农’服务新农村建设专题研讨会”上，来自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与官员，就对农行股改方方面面的问题来了个大会诊，最后，问题的关键点当然地落在农行如何更好地面向“三农”，如何在股改的同时发挥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仍然是一场艰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过程。
据悉，正在修改的农行股改方案，把“服务‘三农’、定调县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强调县域金融要发挥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优势作用。
寻找服务“三农”的着力点
面向“三农”，是中央给农行的市场定位。但农行如何找到面向“三农”的着力点，并与即将进行的改制上市结合起来考虑，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
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宋先平解释其问题之所以复杂时说：“这是因为：一是怎样才是面向“三农”。是以地域为界，在广大农村设立大量的营业网点，向农户发放贷款？还是以产业为界，维持现状，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基础设施项目，譬如农村电网改造和农村水电、公路项目建设和农村小城镇建设等？二是农行真正面向“三农”之后，今后股票上市之后的市场价值怎么办？股东的投资回报有无保证？”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90年代，农行与农发行分设，与信用社脱钩，实行商业化经营以来，农行调整经营结构，发展城市业务，提升支农层次，撤并了部分农村网点，找到了适合自身的盈利模式，经营效益明显改善，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但我们必须面对的另一个现实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全国商品粮主产区和乡镇企业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也相对不平衡，因此，服务“三农”的力量恐怕需要因地制宜，寻找好适合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着力点。
宋先平认为，农行面向“三农”，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并不是每个分行、每个网点都要面向“三农”，回到过去的专业银行状态。
在农村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以及大城市郊区，因为农村经济比较发达，农村资金供应充足，农行和其他农村金融机构基本可以满足支农的需求。因此，当地的农行应该继续坚持既定的发展道路，城乡联动，提升支农层次，拓展高端客户和城市业务，创造更大价值，为全行的支农提供有力的财务支持。
在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中西部、东北地区，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相对不发达，尤其是农业主产区如吉林省，当地的农村金融不发达问题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关注，因此应该是农行支农的重点地区。
服务“三农”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呢？就是农行的服务着力点和地方政府的着力点不容易形成合力。对这个问题，作为现任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行长的宋先平最有发言权。
宋先平以吉林为例，近10年来，农行支持了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如以玉米深加工为主的大成、黄龙、红嘴集团；以中草药为原料的敖东、东宝、万通；以农村矿产资源开采为主的吉恩镍业、亚泰水泥和建龙钢铁等。这些项目农行认为效果很好，但地方政府并不完全认同。为什么？因为这些纯属商业性项目，即使农行不贷款，其他商业银行也会积极介入。
然而对于当地政府而言，他们更关心哪家银行给哪里的农民贷款，哪家银行给处在创业阶段的农村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谁给哪里的农村基础设施贷款。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民普遍认为，农行贷款门槛太高、标准太严、手续繁琐。而从农行的角度看，这些领域风险大、成本高，信用环境不好，农行从防范风险考虑，只能“敬而远之”。这就是矛盾的“焦点”。
因此，根据宋先平的理解，中央要求农行面向“三农”，主要是指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农行要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投入，而且服务的地域要扩大，层次要往下延伸。
县域金融活力需政策支持
现代农业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对金融服务的旺盛需求，随着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步步深入，农行通过股改发展县域业务已进入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预计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投入资金15万亿元到20万亿元。县域商业金融的潜力很大。农行如何认识服务新农村建设中的机遇和挑战，确立自己符合中国国情和农行实际的、独具特色的市场定位，将决定农行未来有何作为。
目前，关于农行业务重新定位的新战略已有一套成熟的思路和方案。据了解，在“十一五”期间，农行涉农信贷将净增4700亿元。
农行行长杨明生曾告诫农行各级领导成员，县域是农行的市场基础，不仅不能舍弃，还必须花大力气进一步夯实基础；构建有别于城市行的县域机构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县域对全行的效益贡献度。
而宋先平认为，随着国家支农政策的到位，现在的农村已经今非昔比。对农行而言，需要经过努力去找到新的可持续发展、相对稳定的盈利模式。他的一个想法是可以考虑由农行入股村镇银行，把大银行的优势与小银行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能解决农村地区农行网点稀少的问题，又能享受地方的优惠政策，使农行更加贴近“三农”。
另外，面向“三农”，是国家对农行的市场定位，不是农行自己对自己的市场定位。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应只是用行政手段，通过对一级法人的控制促使农行面向“三农”，而应充分考虑市场因素来服务“三农”。
不过，也不能采取自愿方式，由农行按照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进行自主选择。否则，农行改制上市之后，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面对股东和市场的强大约束，就有可能偏离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所以，在将来的农行招股说明书上，应该把农行支农的内容和相关的制度安排说清楚，不能在农行上市之后，再来修改“游戏规则”。
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宋先平认为，国家应规定中西部、东北地区农行的农村县级支行每年新增存款，在扣除准备金和备付金后，要有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当地。
同时，也应该规定，对于在农村设立网点的其他商业银行也必须执行这一规定。对农村的金融机构要执行统一的监管标准，不能厚此薄彼。对农行设立在指定地区的网点，要按照网点的数量由国家给予定额补贴。
也许，农行最希望的是，国家给予适当的财政税收政策予以支持。而实施支持农村金融的税收政策似乎显得更为市场化。
在刚结束的两会上，有两会代表委员建议，可根据当地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分类减免县域金融机构的营业税和所得税。
对此，宋先平的观点是，中央政府要协调地方政府，对农行设立在指定地区的营业税予以减免，如吉林农村信用社所得税全免，营业税率为3%。再比如像中石化一样，国际油价超过50美元一桶时，国家财政予以补贴。
宋先平表示，如果没有这样一套“游戏规则”，将来农行改制上市之后，市场形象会大打折扣。
不少专家认为，为了脚踏实地地面向“三农”，有必要重新激活农村县级支行。如按照面向“三农”的要求调整县级支行机关的内设机构，增加网点的客户经理，培训合格并实行等级管理，加大以贷款为中心的综合营销力度。对客户经理，在保证基本工资的前提下完全实行绩效考核挂钩。
几十年来，农行在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商业性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农行一级法人，全国联网，城乡兼顾，资金实力雄厚，具有其他农村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潜在优势。但要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真正发挥农行的农村金融骨干支柱作用，还需要大胆创新和探索。良好的制度安排、中国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以及商业运作模式下的社会责任感是确保农行今后真正能够面向“三农”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