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花旗为首的竞标团果真购入广发银行85%股权，而重组后的广发又没有即刻停止办理个人本币业务并清退此科目下的存量业务，那么，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开放就不是在进步，而是在倒退。因为这不是贱卖不贱卖的问题，也不是银行业该不该坚持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问题，这个案例的核心在于规则应该是可置信的，而非朝三暮四的；规则应该是公平的，而非厚此薄彼的；规则应该是保护公共利益的，而非自我获利的。

　　就在一个月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重申，境外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25％不是一个比例的上限，而是用来确定银行归属的属性问题。如果跃过25％的话，这家金融机构就会被当做外资金融机构来进行管理，其运行、经营范围、服务对象和服务领域都会发生变化。很难相象，仅仅因为广发银行前期经营状况较差、眼下距离入世保护期终结临近，甚或“探索一条今后五到十年银行发展的规律性道路”云云，就能支持花旗银行堂而皇之“后来者居上”。

　　我们承认，外资入股25%上限的确定并非没有商榷的余地，中国银行业确实存在较为显著的过度管制，国有资本对于控股权的过分强调也极易造成制度性折扣的付出，但是，规则的修改和优化应该是统一的、可预期的，应该维护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理性决策、正当获利的权利和义务。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非洲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但真正取得成功的国家并不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些国家虽然已开始采用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但是，其在市场规则的建立和执行上却和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政府的决策往往倾向机会主义的相机抉择，从而在市场参与者眼中，这类市场迷雾重重、陷阱重重。

　　分析花旗入股广发一事不难看出，监管当局无论是在前期极力限制外资入股中资银行，还是眼下急于开闸放水、借鸡下蛋，其本质都属于约束条件下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很显然，这种看似灵活弹性的做法很容易因为忽略自身决策对对方决策的影响而引致“最优决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在这方面，长期疲软的内地股市足可引以为鉴。缺乏稳固的、系统的、前后一致的规范，最后的结果就是少数人获利、多数人离场。

　　中国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深刻带有“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烙印，在很长的时间里，这种信条对于打破计划经济藩篱、大胆创新实践发挥了极大作用。而在当前，如果说前期改革的重点在于“破”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之时，理当将立规立法摆放到更高的战略位置予以重视和推进。

　　对这一问题的审视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几年前发起的“杨、林激辩”：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获得经济快速增长，但是会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使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对此观点，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另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暂不论“杨、林激辩”谁胜谁负，但最起码，对于如何避免杨所指的“后发劣势”，相关决策部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