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为了迎接金融业的全面开放, 中资银行做了不少努力,希望迅速地与国际接轨,如股份制改造、剥离不良资产、股权分置改革、高管持股、高管年薪制、引进战略投资者、A股上市、H股上市、A股H股同时上市……
显然,中资银行正在朝着国际化的方向迈进,与此同时,消费者对银行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一些消费者批评说,中资银行进行“国际惯例”改革中,只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改,而忽略了其服务水平的提高。
国际化“形似神不似”
在很多人眼里,中资银行的国际化似乎只体现在频繁出台的各项符合“国际惯例”的收费项目上:小额账户费、辅币兑换费、清点零钞费、大额提现费、电话银行费、网上银行开户费、借记卡年费、跨行存取及查询费等等。据统计,从2003年以来,银行的新增收费项目有20余项之多。
“人们不一定是对这些措施本身不理解、不认同,主要是消费者在付出更高费用的同时,并没有得到的更加优质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和更高的服务效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史建平教授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史建平认为,入世以后,国内的银行业有很大的改善和进步,比如增加了很多金融产品、用卡的环境变化很大。但是,和国际上的大银行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差异。“这个差距不是在‘硬’的方面,因为我们的产品并不少,而是‘软’的方面,也就是服务的品质和深度不行。
“中资银行的国际化是‘形似而神不似’。”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研究室主任易宪容对《中国经济周刊》表达了他的看法。
他认为,国内的银行可以引入国际制度、国际规则,但是其实质的东西,比如企业的运作机制、文化理念、内在的机理并没有改变。
但是对于金融行业全面开放,易宪容认为这有利于国内银行的发展,“要让国内银行真正的走出来,就像我们的汽车产业一样,越保护越死,一放开反而活了,而且活得越来越好。”
易宪容认为,某些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层面早就已经破产了”,要不让市场慢慢淘汰掉,要不逼着它改进产品和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结构金融研究室主任殷剑峰也认为,国内银行的改革和国际化还处在表面,“公司化改革和推进国际化的进程也只是停留在总行的层面,这些要从总行传达到分行,支行甚至窗口,还需要很多时间,我们应该给银行更多的时间。”殷剑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式服务”官味浓
“现在国内一些银行的服务还是不错的,像民生银行(8.28,0.32,4.02%)、招商银行(13.53,0.55,4.24%)这些新兴的、股份制的商业银行,改善相当大,但是国有银行,原来传统的那种‘官商’的味道还比较浓。员工整体素质的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史建平说。
史建平教授多年从事金融和银行方面的研究,曾历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助理。但史教授却当不好一名“合格”的银行“上帝”。
“我去工行挂失存折,跑了三趟,排了三个一个多小时的队,可还是没有办成。”史建平有些无奈。
事情的经过如下:第一次,史教授只带了身份证,但是没有准备复印件,“我希望银行能帮我印一下,但是业务员说没有复印机,一家银行怎么可能没有复印机呢!”
第二次,史教授准备好了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你这是新版的身份证,要印正反面。”银行工作人员说。
由于挂失只能本人办理,史教授第三次到了银行,正反面复印好了身份证,在排过了近100多号、等待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史教授终于得到了和业务员面对面的机会,但业务员只扔出了一句话:“复印件要两份。”
如何平衡高低端客户
“像史教授这样的小客户,越来越不讨银行的喜欢了。所以,在国内银行的改革发展中,对这些低端客户的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改进根本提不到议程之上。”银行业人士透露说。
史教授认为,银行有自己的逻辑,80%的低端客户只创造了20%利润,成本高利润小;既然我们已经变为了公司化的商业银行就应该从利润角度出发,主要抓住20%的高端客户,而且这也是外资银行同中资银行争斗的主要群体。
“高端客户、企业客户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但是能够因此忽略那些低端客户?”一位网友发帖反问。今年,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摘得了诺贝尔奖,这让国人开始重新审视“银行”这个角色,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银行?
“银行的本质应该和餐饮行业一样,是一个服务行业,所以最重要的是面向市场,服务老百姓。这既是眼前的目标,又是最终的目标,只有始终坚持这个目标,才能增强竞争力。”殷剑峰说。
殷剑峰认为,对于银行来说,给人于帮助和自身的做大做强进而提升一个国家的金融实力,这两个问题不矛盾,“把金融行业做大最强,最终的目标也是服务老百姓。”
“银行就是一个中介机构,把有钱的和需要钱的人沟通起来,并使沟通更经济、更有效,并且双方都能够得到益处。” 易宪容说,“银行的本质就是如何风险定价,给信用、风险定价,进行风险的买卖。”
而对于尤努斯所做的东西,易宪容认为不可能搬到中国,“中国并没有可以自由进入和有效竞争的银行体系,严格由政府管制。”
专家认为,中资银行必须从公司治理结构、财务状况、人才储备等方面分层次的逐步适应,才能和“国际惯例”接轨。